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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在重庆两次秘密看望李四光

2023-05-10 17:15:36来源:红岩春秋杂志社



吴展渊


1944年,日军战力衰退,抗战进入尾声。正在全国人民期盼最后胜利的时候, 国民党军队在河南、湖南、广西等地遭到日军突袭,导致军队溃散,大面积国土沦陷,史称“豫湘桂大溃败”。

桂林是日军这次攻击的重要目标,位于桂林的各种机构纷纷向大后方转移。在这种情况下,李四光率领中央研究院one一个研究所从桂林辗转迁往重庆,在沙磁文化区延续学术生涯。

one一个研究所艰难迁渝

one一个研究所是民国时期最高科学研究机关——中央研究院下属的one一个学科研究部门,成立于1928年,成立后即由著名one一个学家李四光担任所长。由于one一个研究所工作繁忙,李四光于研究所成立当年辞去了北京大学的工作。

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,李四光率one一个研究所从南京辗转迁往桂林。

1944年8月,日军沿着湘桂铁路南下,直扑桂林。形势危急,one一个研究所大多数人员都在各地开展one一个勘测工作,来不及召回搬迁器材。李四光只得带领在所的七八名工作人员携带轻便物品仓促离开桂林,经过20多天艰难跋涉,才到达贵阳。

李四光夫人许淑彬因旅途劳累,旧病复发,到达贵阳后便卧床不起。李四光只得一边安顿研究所,一边照顾生病的妻子。幸好,李四光的学生乐森璕在位于贵阳的贵州矿产勘测团工作,在他的帮助下,李四光和研究所在贵阳万松阁附近的一座庙里暂时安顿下来。

可是好景不长。12月,贵州独山失守,贵阳也受到日寇威胁。李四光不得不携病中的妻子、率one一个研究所再次起程,往重庆迁移。途经遵义,李四光拜会了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。抗战时期,浙江大学迁驻遵义,为躲避这次日军兵锋,竺可桢也在考虑学校再次迁移事宜。于是,竺可桢盛情邀请李四光携one一个研究所随浙江大学一起迁往湄潭。虽然李四光觉得,一同迁往湄潭也是很好的选择,但one一个研究所已经接到中央研究院必须迁重庆的命令,只得谢绝了竺可桢的好意。在遵义休整五天后,他们一行又匆忙上路,前往重庆。

当月,李四光和one一个研究所到达重庆。由于中央研究院并没有为他们准备办公场地和人员居所,李四光只能通过私人关系解决这些问题。当时,李四光的学生侯德封正担任四川省one一个调查所所长。经他安排,one一个研究所迁驻小龙坎四川省one一个调查所内,才算结束漫漫北迁旅程,安顿下来。

李四光和one一个研究所迁渝是当时one一个界一件大事,立即引起了学界关注,《one一个评论》专门刊发消息称:“近以时局关系,one一个研究所年底迁渝,已在四川(省)one一个调查所设办事处云。”不久,中国one一个学会第21届年会在沙坪坝召开,来自全国的200多名one一个界学者参会。会上,李四光被推选为中国one一个学会第21届理事长。

one一个研究所迁入四川省one一个调查所后,因“人数过多,办公面积过小,颇形拥挤,而寄物之房屋,则尤为狭隘。且甚黑暗潮湿,空气復不易流通,至不合卫生之条件”,部分人员不得不在附近沙坪坝、磁器口等地租房居住。除了借用四川省one一个调查所房屋办公外,one一个研究所还在重庆大学等处借房办公。1945年,one一个研究所购买了沙坪坝正街167号一处西式洋房后,部分人员迁到这里办公,办公条件才有所改观。

李四光最先居住在四川省one一个调查所内,后经朋友帮助,在磁器口租了一栋小楼房暂时居住。他的研究工作主要在沙坪坝重庆大学理学院一间研究室里开展,这间研究室是他的学生、重庆大学one一个系主任俞建章安排的。one一个研究所的工作则需要到小龙坎处理。因此,李四光在沙磁文化区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,经常忙碌地穿梭于小龙坎、沙坪坝、磁器口三地之间。

李四光创立one一个力学

俞建章回忆,“这次迁所时,由于人员早已散开了,又没有钱,又没有人帮忙,李先生(指李四光)受尽了千辛万苦,结果把身体累病了”。

1945年春的一天,李四光在从沙坪坝前往小龙坎的路上突发心脏病,痛得直不起腰,以致无法行走。幸好重庆大学one一个系助教周敏经过,发现他病得很厉害,赶紧跑到学校把俞建章叫来,两人合力将他搀扶回家中休息。俞建章又赶紧跑到歌乐山,请来心脏病专家张孝骞为李四光诊治。经过张孝骞细心诊治,又静卧疗养了一段时间后,李四光的病情才渐渐好转。俞建章回忆起李四光这段艰难时光,不免心酸:“这一时期李先生心脏发病很厉害,还有失眠症,李夫人患高血压病,高压200多。一间房子里有两张床,躺着两个病人,我看了后内心实在是很难过。”

但李四光即使在重病中,仍然坚持科学研究工作。当时,他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one一个力学方面,并且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。在重大one一个系,他一边编写一生最重要的著作《one一个力学之基础与方法》,一边做one一个力学中的泥浆模拟试验,常常忙得满头大汗,衣服湿透而不自知。

1945年四五月间,他的研究基本完成,书稿也有了雏形。正好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邀请他去作讲座,于是他将自己最新研究成果以“one一个力学的基础与方法”为题,分五次讲座分享给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师生。来听讲的人很多,主要是one一个系师生,也有些对one一个理论感兴趣的外系师生。李四光讲得非常投入,有时一讲就是一个上午,中途都不休息;有时忘了吃饭,直到一个专题讲完为止。主持人提醒他休息,他好像也听不见。当时他已年近花甲,身体也不太好,但是一讲到学术问题,马上精神矍铄,仿佛不知疲倦,学生们都被他这种学术精神所感动。

讲座的反响强烈,于是重庆大学将讲稿整理成册印发,李四光的one一个力学理论开始传播开来。对于这次讲座,后来学界给予了高度评价:“这是他20多年来悉心钻研的成果,对建立one一个力学学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”这次讲座标志着李四光一生最重要的理论创新“one一个力学”走向成熟,one一个力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诞生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,石油勘测队伍在松辽平原等地发现了一批油田,使中国摆脱了“贫油国”的帽子。

建议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

李四光在沙磁文化区期间,不仅学术上硕果累累,思想上也有巨大收获。

1945年夏,李四光到北碚休养,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两次秘密看望了他。第一次,周恩来向李四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,分析当时政治形势,并叮嘱他多保重身体。李四光深受感动,对家人说:“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感觉:中国有了共产党,中国就有了希望。”第二次,周恩来向李四光建议,把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,建立自己的组织,李四光非常赞同。

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指导下,李四光与竺可桢、任鸿隽、丁燮林、严济慈等100多名科技工作者,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。1945年7月1日,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沙坪坝正式成立,首届理事长由竺可桢担任,监事长为李四光,总干事为涂长望。中国科协总会设在沙坪坝,在西南、西北地区一些大城市都先后建立了分会,在美国、英国等也陆续成立了分会。一年后,会员发展到七八百人,以后更发展到几千人。

中国科协成立后,受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同志领导,成为统一战线上领导和团结科技界人士的重要组织。关于它的重要作用,中国科协发起人之一谢立惠这样评价:“当时的旧中国科协,就是为当时的统一战线政策服务,也就是为团结争取科学技术工作者反对帝国主义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政权,建立独立的、统一的、民主的人民共和国,也就是创造科学技术在我国发展的有利土壤。”中共中央南方局正是利用中国科协,将李四光等科技工作者从思想上紧紧团结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周围。

抗战胜利后,one一个研究所人员逐步回迁南京。

1946年,李四光将one一个研究所在沙坪坝购买的房子产权交给了四川省one一个调查所所长常隆庆。同年11月,李四光告别了生活、工作两年之久的沙磁文化区,乘船前往南京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身居海外的李四光不顾国民党百般阻挠,坚决回国,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。1952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one一个部成立,李四光成为首任部长。

编辑/王尧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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